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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427879.htm

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立场

中国网china.com.cn 2007-07-06
台湾当局对香港回归后形势关注的一个重点是，香港政经形势与“一国两制”实施情况。

大陆提出“一国两制”方针后，台湾当局一开始就不接受，也反对以“香港模式”统一中国。1997年5月28日，李登辉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模式并不适用国家统一，我们相信美国充分理解一国两制并不适合我们。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中华民国将继续关注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继续表达反对以香港模式统一中国的决心。”同年6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刊登李登辉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署名文章，提出两岸是“分治的政治实体”，台湾与香港不同。

台湾“陆委会”于1997年6月发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中，完整的阐述了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看法与主张，认为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乃是以大陆的‘一国一制’为目标，先将台、港、澳贬抑为地方政府，以遂其吞并野心”。该说帖最核心的立场是，认为“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不能套用于台湾。台湾当局认为，大陆在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目标之一是企图将“一国两制”套用于台湾，认为两岸是“分治”下的对等实体，因此“一国两制”下的地方政府架构设计，台湾方面不能接受。

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能否顺利实施，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不仅存在着执行的困难，而且无法保证落实“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等承诺。《说帖》认为，“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均远远落后于香港的‘宗主国’，中共对香港的管治方式无疑存在着许多困难”；“由于中共向来是人治高于法治，并且常常为了政治目标而牺牲经济利益，因此虽然中共口口声声保证‘一国两制’并非权宜之半，港人仍不免怀疑中共的诚意”。同时认为中共“重一国而轻两制”。

台湾当局对回归后的香港能否落实“一国两制”则持关注与观察立场。一方面，希望大陆“能够遵守其在中英联合声明及香港基本法所作的‘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承诺”，而且以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的“标准”，“对中共在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情况加以检视”；另一方面，“政府将持续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及中共是否真正履行对港人的承诺”。

香港回归后，台湾当局继续强调台湾与香港不同，反对将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用于台湾。1997年7月3日，李登辉在向国际媒体发表对香港主权移交的看法时表示，“从历史或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台湾的情况和香港有很大不同，大陆当局固然可以用它所谓的‘一国两制’把香港纳入它的统治，但是它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就显得过于一厢情愿。因为治理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已经彻底民主化，绝大多数的国民都不赞成中共所主张的国家统一模式。”

民进党执政后，不仅继续强调台湾与香港的不同，认为不能将台湾等同于香港，“一国两制”不适用香港，而且在观念上有所调整与变化。2005年8月，陈水扁提出处理两岸事务的“一个原则，三个坚持，五个反对”中，第二“反对”就是“坚决反对将台湾香港化、澳门化，将台湾变成香港与澳门第二的‘一国两制’”。

总之，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民进党当局，均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持怀疑态度，更反对将台湾等同香港，反对将“一国两制”模式用于台湾，但对港台关系的发展却持正面看法，采取鼓励政策，从而保证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僵持下仍得以持续平稳发展。

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

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有着与过去相比怎样的影响？童世骏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下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项目，可谓是近几十年来首次正 面涉足宗教信仰这一敏感领域的社会调查，做起来非常棘手，投入巨大，耗时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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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需要在增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仲宇教授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梳理过相关的全部数据。他说：“宗教信仰仍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

　　童世骏教授告诉记者，根据课题组在2005年暑期实施的调查，年龄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

　　课题组不光调查了“量”，还考据了“质”。从调查结果来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占到总数的67．4％，占到了绝对多数，信仰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占6％。

　　调查还求证了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徒。他们信奉“民间俗神”和信仰“祖先保佑”，其人数高达26．6％。这恐怕是中国宗教独一无二的现象，学术界将之归为民间信仰，也是中国传统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人中信仰宗教者绝对数量以及在人口比例中的增长，说明宗教本身在民众精神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高。同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有一个宗教复苏的阶段。到了20世纪末，中国宗教的复苏转到正常的发展。当时便有人断言：宗教的发展已是一个事实。到这时 起，可以说，人们的宗教需要开始得到越来越正常的表述。”刘仲宇教授对记者说。

　　刘教授还特别指出，在进入本世纪后，宗教的发展似乎有加速的趋势。这种对宗教的需要又说明了什么？

　　刘仲宇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对这些问题，他先做了这样一番说明：宗教的社会根源之一，就是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对于天灾人祸的抵御能力差，因而产生对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和超自然对象的崇拜。

　　调查数据也显示，虽然那些往往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的“治病”、“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已经不占信教原因的最重要地位，但加起来，仍有28％的信教者将之列为信教原因。

　　“实际上，许多经济的根源，经常是以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在起着作用的。比如，现今大量的烦恼、浮躁、紧张等社会心理，常常成为通向宗教的心理原因。而它们背后还是与当代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生存压力大、生活保障程度低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教授特别强调，尤其我国农村生产力还相当落后，靠天吃饭的情形远未改变，因此，在农村，崇拜神明祈祷他们帮助度过天灾的传统信仰，保留得更 多。但调查结果也证明，当代中国人在富起来的同时，对宗教的需要并没有消除，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沿海先富起来的地方，也是宗教恢复和发展较快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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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众趋向年轻化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项研究，1996年前，60岁以上老年人是上海信徒的主体，有些是因病信教，而其中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摆脱孤独的生活和心理”。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恢复宗教活动，直到上世纪的最后10年，信教的群众都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多。这一现象，主要由历史原因所造 成。从50年代起，政治运动不断，一些宗教界有近30年的时间没有授徒，所以一开始恢复宗教活动，教职人员中老人占了绝对多数。”刘教授分析。

　　但课题组认为，当代中国人宗教需要的产生，信仰选择的动机形成，还有一定的心理根源。其中，老龄化社会到来是其中一点，但与信徒数量激增并非是直接的关联。因为通过三年的调研，有一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即现在中国宗教信众已逐步趋于年轻化。

　　从年龄与宗教信仰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16至39岁的信众共889人，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1435人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有137 人，占总数的9．6％。如果依照习惯将女性退体年龄55岁以上的算作老年人，那么40岁以下的青年和中年人在信众中的比例大大高于老年人；如果按照60岁 以上才算老人的算法，就只有82人，占5．7％，差距则更大。这种情形，与人们以前印象中信教群众中老年人多的结论颇为不同。

　　当前信众的年轻化已是事实。在现今的年轻人中，虽然他们正在使用的是前人无法想象的科技产品，但对于宗教的兴趣却日益增强。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宗教也似乎已渐渐显露其对未来的影响力。

　　而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教授认为，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剧烈变化，让人们失去原有传统的同时，不得不面对道德水准的滑坡，人情的淡漠，人际关 系的疏离，以及随着巨大经济冲击力而来的西方文化，手足无措。这些情况都不断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几年来在中国的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 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这种回归，表现在宗教领域，便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佛、道两教的发展势头日益高涨。而除了回归传统心态外，这种高涨，似乎还有着某种规律 性的东西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对于被破坏得太多的传统道德的向往、怀念的倾向……这些都是宗教在当今社会里还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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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信仰“接财神”

　　观察全国各地寺庙宫观的发展情况，是刘仲宇教授长期的工作内容之一。在以往针对上海的一项调查中，以上海城隍庙为例，这里每年正月烧香人数的 增长十分明显。这些香客未必都是真正的信徒。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都跑到庙里烧香又是为了什么呢？刘教授告诉记者，这便是一个当代宗教信仰对于中国人的实际 生活究竟起了些什么具体作用的问题。

　　从课题组的相关调查情况来看，最多的信教原因是“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占回答总数的24．1％；“精神充实，心境安宁”，占总数的 20．3％；“宗教文化感人”的占4．9％。这三项原因，都相信入教之后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直接的好处，三者之和达到49．3％，几乎占了一 半。足见当代信众的信教，有明确的精神追求。

　　在其余的信教原因中，有的调查对象介于种种原因没有直接地讲出精神需求，但基本上还是与疏解生活中的困难以及由之导致的心理失衡有关。比如为了“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和“为了治病”的合起来有28．5％，也占有不少的比例。

　　“毫无疑问，宗教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情感安顿上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刘教授说，“当前社会心理，具有某种紧张，并非秘密。许多人常流露 出太累、太烦的感受，便是表现。”此外，“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碰到突发事件的冲击，有时是自己完全无法规避的无妄之灾。这时的人们，常会到各种宗教中寻找 安慰。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对当事人恢复心理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种场合，宗教客观上起着替信众消除恐惧、重新恢复信心的作用。”

　　但除了惯常需求之外，课题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人对宗教信仰功能的需求有了一种“新型”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如今兴旺于中国各地的“接财神”现象。

　　刘教授认为，财神的升格，背后的缘由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接财神的兴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膜拜，而是人们对金钱追求公开化、 合法化的表现了，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那种急于脱贫、急于发财心理的最准确表现。而这种社会心理也已强大到可以转变宗教的某些形式和内容，虽然在学术上， 或在政治需求上，仍可解释为这不过是一种宗教与民俗的互动活动罢了，但在当代中国宗教本身产生了一些新型发展，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有神无神重和谐

　　坦率地说，中国长期以来都有着对宗教的贬抑心态。199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发布，才使得人们对于宗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有了正确的认识。

　　而从课题组收集的资料来看，信众选择信教原因，主要还是精神与文化的追求。宗教本身，其实是一种价值资源，遏恶扬善是目前大多数宗教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各宗教都抱着积极响应的态度。

　　刘教授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宗教场所，各种宗教，为满足信众的宗教需要提供了条件，让大约3亿多人健康、有序地过好宗教生活，这个过程本身是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宗教对于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

　　“因为这些人的精神有了寄托，心境安宁，而且还或多或少地从各自信仰中汲取了道德戒条，遵守着最基本的一些行为规范，大大增加了抵制社会上不良文化污染的能力。这样也大大减少了产生矛盾并且直接冲击社会的机会。”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宗教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因素，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与和谐发展提供助力，但也有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在特定的时间里，会成为某些人的精神枷锁，而如果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破坏。

　　在调查中，不信教的、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样本总人数的15％不到。

　　旁读

　　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分布状况（图一）

　　有宗教信仰的原因的频次分布（图二）

　　如图1所示，有1435人有宗教信仰，选择宗教类型的次数是2284，说明有些人不止一个宗教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信仰中，信仰佛教的最多，其次是“祖先保佑”。这说明中国人信仰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

　　图2调查显示，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1361人对信仰宗教的原因做了2552次选择。其中“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信教的最多。除了“其 他”外，被访者选择最少的原因是“治病”，分别占全部回答次数和全部个案数的4．4％和8．3％。从这些回答来看，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非常现实，除 了第二点被认为是比较符合信仰宗教的基本原因之外，我们发现其每个选择都是来源于比较世俗的判断。

　　……

　　根据以上调查，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作如下的总结：

　　第一、从调查的总体状况来看，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大约占全体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说明信仰宗教的人数相对较少。

　　第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多走比较基于现实主义的，来源于宗教自身寄托心灵的思考较少。

　　第三、中国人更多还是信仰我国比较传统的佛教或者走世俗化了的祖先崇拜。而对于来源于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信仰关注较少。